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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前校长:“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”(图)

新闻来源: 中国新闻周刊 于 2018-12-25 18:34:40  提示: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



龚克,工学博士,博士生导师,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。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副校长,2006年7月任天津大学校长,2011年任南开大学校长,2018年卸任。

2018年度教育人物

龚克:一校之长的选择

本刊记者/徐天

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获奖理由——

他是大学教授、校长,也是中国教育的观察者和改革者。他出身于教育世家,既传承了“允公允能”的南开精神,又矢志于探索中国教育的根本和素质教育的内涵。他认为大学改革的要义是去行政化,他不遗余力呼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。他倡导轻学科排名、重学生发展,回归教育规律本身。他的思考立足于教育,但影响所及,远超教育领域本身。

从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,龚克数了数,自己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555天。近八年前,从天津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,龚克也做了一样的计算,他在那里工作了1642天。

在一个下雨的日子,他从北京只身来到与过往人生无甚交集的天津,并在该市最重要的两所大学里,种下自己的教育理念,使之生根发芽。

不少人知道他,除了因为两校校长的身份,更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、直言改革主张。他曾直言,“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”,认为高校应进行去行政化改革。

2018年年初,龚克离任南开大学校长。但他始终身体力行着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的南开校训,对教育的思考和呼吁,从未停下。

三次主动选择


龚克的求学生涯,可以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,每一步都踩在了重要的时间点上。

小学四年级那一年,“文革”开始,龚克和所有同学一样,停课闹革命。1970年,初中毕业的龚克,进入北京的798厂——该地后来以798艺术区闻名。这是一家军工厂,龚克被分配进微波车间,成为车工。

很快他就感到了力不从心。他是学徒,师傅让他们去王府井书店买金属切削手册,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。书里涉及了几何、动力学的知识,他几乎一窍不通,也无法搞懂相关原理。1972年,厂里重新建立规章制度,在政治学习之余,年轻人请“文革”前的大学生给他们补课,讲授数学、物理的知识。龚克还曾多次申请当工农兵学员,但屡次失败。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时,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,他要抓住这个机会。

他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(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),因为其有军工背景。1978年3月,即将满23岁的龚克,成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。

1981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实施,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建立。龚克看到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径,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。成绩出来后,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找龚克谈话,告诉他成绩不错,现在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,可以让他去。

于是,成绩优秀的龚克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公派出国的研究生。1983年,他前往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,在通讯与电波专业,直接攻读博士学位。他用四年半时间提前拿到了学位,并决定回国。

摆在他面前的选项并不少,他可以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人员,也可以去国家机关做公务员,或者去新成立的卫星通讯公司。而这些选项则各有利弊。

中国在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。对龚克来说,做博士后,能将对未来路径的选择押后两年。他了解到,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足、科研活动较活跃。于是,龚克进入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,成为系里的第3个博士后、清华大学的第11个博士后。

多年后,龚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总结自己的前半生,说多年来自己其实只有过三次主动选择的机会,都在“文革”后求学的12年间。一次是考不考大学、考什么学校、报什么专业;第二次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,要不要考研,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已是高学历,就业之路很广;第三次则是博士毕业时,要不要回国,回国后去哪里。

他后来回想,认为自己早早回国是十分正确的。一方面,他尽早进入并熟悉了国内的研究环境,另一方面,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,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。

1990年,35岁的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,90018这个工号将在未来的16年伴随他。

适应比能力更重要

留校任教的龚克,很快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。成为讲师后不久,系里负责人找他谈话,希望他去做学生辅导员。这是清华大学的传统,在1953年由校长蒋南翔首创,一些政治素质过硬、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,他们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,一肩挑业务学习,被称为“双肩挑”制度。

龚克因自己本科研究生期间都不在清华求学,不了解相关情况,婉拒了这一安排,但成为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。工作两三年后,龚克成为电子工程系的副主任,他想管科研,但系主任则要求他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。他后来意识到,这其实都是系里对他的培养与考察,意在为他补上对清华缺失的那部分了解。之后,学校安排龚克到研究生院挂职,担任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处处长。

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或许自己本硕博都不在清华大学的“非近亲身份”,给了自己在清华发展的更多空间。学校有意地进行“非近亲繁殖”的培养,因为这样的老师会比较没有局限,不容易被牵扯进复杂的人事关系中。

龚克是有些纠结的。早年在电子工程系里工作时,他参与了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,从零起步,从无到有,并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。放弃这些,从以科研为中心转为以管理为中心,进入校领导层,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决定。不过,工作需要使然,他并没有太多思考的余地。1998年,龚克担任校科技处处长。1999年,44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。此时,距离他回国以博士后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才12年。

几年后,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,与他早年科研的愿望有几分接近。他成为国家最早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——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(筹)的首任主任,相应地,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清华信息学科群的建设和有关的科研工作。但不久后,新的调令来了。

龚克记得,那天自己刚从台湾出差回家,接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电话,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教育部谈话,说可能会有工作调动。他从教育部得知,自己即将赴任天津大学校长一职,时间十分紧张,要随时准备上任。在此之前,龚克的人生与天津从未产生过交集,有关天津大学的情况,之前他只是偶有接触。

离开清华大学前,龚克是“双肩挑”干部,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工作,门下也还有博士生。2006年到天津大学后,龚克也招了一名博士,但很快他就发现,与原先在清华大学当副校长时不同,现在,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与这名博士生交流。为了不耽搁学生,只好送他去国外联合培养。此后,他再也没敢招过学生。

五年后,龚克接到新调令,前往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任校长。这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,如何定位、如何发展,对龚克来说都是新难题。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后,龚克全心投入到办学之中,大量看教育学领域的书,为自己补课。逐渐地,他把科研工作全都放下了,一心一意做学校的掌门人。“你做了就要做好,要担起这个担子来,你面对着学校的百年历史,几十万校友,几万在校学生,必须拼命做。”龚克说,这份责任,使得他将自己人生的某一阶段,和一所学校联系在一起。

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年轻人,也许有少数非常幸运的人,是喜欢什么,就选择什么专业,也就是爱一行、干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。而他则相反,他是干一行,继而爱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。他相信达尔文的话,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甚至也不是最聪明的种群,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。他觉得这种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是最为重要的,学习能力、忍受困难的毅力、承受变化的压力,以及在这之后所培养起来的兴趣,是更为扎实的东西,就如同他以责任为驱动的工作生涯。

大学的“长短”考量

真的到了校长这个位置上,龚克实实在在意识到,这个担子很不一样。他首先思考的,是如何构建学校工作的格局。

目前,国内不少高校都以科研文章作为第一要务,在各类榜单对学校进行排名时,科研文章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占很高的比重。但龚克认为,学校固然应该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,但这不是学校根本的东西。“因为有青年人要受教育,社会才有了学校这样的机构。所以我觉得学校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。整个工作的格局、学校最根本的东西,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。学校的几大职能,包括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国际合作、文化传承,并不是并列的关系。学校的工作都要以学生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,其他都要围绕这个展开。”

龚克认为,这是自己下功夫最多的一个方面,即在学校领导层和全校教职员工中,确立“育人为本”的办学理念,构建育人为本的工作格局。

与此相关的,是大学文化的建设。龚克认为,这是能对一所学校产生长远影响的东西,不会因为校长更替而改变。南开大学的校训是“允公允能、日新月异”。这句在上世纪30年代由老校长张伯苓定下的校训,在80多年后,不断出现在新校长龚克的公开发言稿中。无论是9月的新生开学典礼,还是6月的毕业典礼,龚克不断为校训释义,希望南开的学生有天下为公的情怀,也有为人诚实的品格。龚克说,看起来这是和学校排名、学科评估毫无关系的东西,但这会形成学校长久发展的软实力。

相比之下,为了让学校在各类榜单上排名前进一些,而出台那种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的政策,龚克直言,自己明知这些做法或许“有效”,但是实在难以出手,因为担心伤及学校的长远。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引育优秀人才、推进教学改革、促进学科交叉、加强学风建设、完善管理服务以及人事制度改革方面。

同理,在刚刚结束的学科评估中,南开虽然A类学科比重有所增加,但没有一个学科得到A+。 作为校长,龚克压力很大,也许做一些“弃保整合”会有更好的结果。南开没有这么做,龚克说,因为南开将它当成了一次体检,所有准备办下去的一级学科都参与了评估,这样的结果是客观的、毫无遮掩的,有助于发现学科问题。比如教学指标不佳,就可以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。但问题是,领导机关进行资源分配、社会捐助和学生报考,都会受到学校排名的影响,这是让人不得不低头的社会现实。

身为校长,他要承受的压力来自各方面。从前,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,协助校长分管某一方面,往往要为分管的工作争取更多资源。成为一校之长,他成了那个决定分配有限资源的人,这是一件需要下极大决心的事,殊为不易。

人才需要更好的人财物条件,学科建设需要资金和空间,学校的网络要不断升级,校舍需要修缮,教职工待遇需要提高,学生补助应该增加,教室应当现代化,科研要有更好的实验室,国际合作需要扩大影响力,各方面都需要钱,但资源有限,政策向哪里倾斜,都意味着其他方面资源的减少。这样的决策,龚克担任校长的11年半的时间里,面临了无数次。

他在担任校长期间,还面临新校区建设的难题。当时,老校区虽然占地面积约2000亩,但教工宿舍占了一半,去掉湖泊的面积,教学科研可用面积只有约700多亩,对于一所大学来说,发展有掣肘之处。天津市提出,可在津南地区给南开大学免费提供3700亩地,且不收走老校区。这块地,要还是不要?

建新校区,意味着投入大量的建设经费,但处在国家新一轮学科建设高峰期的学校,需要集中精力抓教学、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,资金紧缺,然而,在壮大学科、建设队伍的同时,空间不足又是一大制约因素。在这个问题上,意见不太统一。

然而,放弃这个机会,恐再也不会有第二次。抓住这个机会,又会影响眼下南开的发展速度。甚至,新校区建设势必会耗掉整个校长任期的资源,如果做不好,可能新校区建不好,教学科研也会受到极大影响。在与党委书记商量后,二人达成共识,就眼下的任期来看,不做这个事情当然很简单,可以避开许多麻烦,压力会小一些,但假如把眼光放到未来30年甚至300年来看,这确实是一个好机遇,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,是学校可以拥有的巨大财富。

作为学校负责人,要以“利长远”作为价值判断。近几年,在新校区建设的同时抓学校的改革发展,龚克很是辛苦。新校区启用已经数年,地铁和周边配套一直未到位,又形成新的难题。

做校长,龚克虽然已对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等学科在进行筹备,但在学科上整体做加法不多,他更多地做了些“减法”,在天津大学撤裁了影视学院和农学院,在南开大学也砍去了军事学等几个学科,最难的是放弃教育学学科,这使得南开不再是“十三大学科门类齐全”的学校。

2018年年初,在离任演讲中,龚克总结任校长的这些年,说学校“进步的步伐不够大,许多工作没有达到预期,许多工作尚未有效推进,在激烈竞争中有差距被拉大的严重危险。我深感南开要加快发展必须改革攻坚”。他对自己的要求颇为严格,认为自己偏保守、求稳,大刀阔斧、尖锐的改革力度不太够。他认为,作为校领导班子的班长,是必须要自我反思的:“我不是那种特别善于决断的人,我觉得自己胆气不足、魄力不足,也许不太适合做一把手。”

但实际上,在龚克执掌南开大学的2555个日子里,学校的新校区已有了初步规模,扭转了人才流出的趋势,推动了教学改革、人事改革和交叉学科等,更重要的是,他从教育的本质出发,努力探索实施“公能”特色素质教育的有效路径,并且已有成效。
网编:睿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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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人:Lohengrin[☆曲目識別機☆][个人频道][个人动态]发送时间: 2018年12月25日 18:37:02
官本位,天朝特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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